1948年9月30日，上海长阳路特刑庭外，24岁的王孝和被押向刑场。记者冯文冈跟在队伍后面，镜头里，这名青年数次回头，像是在寻找一个熟悉的身影。没有找到妻子，他却忽然笑了。 这个笑容并非轻松。几天前，国民党当局已经宣布对他执行死刑。王孝和明白，妻子忻玉英很可能无法赶到，刚出生不久的女儿也不会认识父亲。可他没有低头，反而挺直身子，继续向前走。 王孝和1924年出生于上海，祖籍浙江宁波。父亲在船上做司炉工，母亲靠替人浆洗衣服维持生活。家中贫困，几个孩子先后夭折，最小的弟弟还被拐走。父母因此认定，孩子只有读书，才可能改变命运。 王孝和没有辜负这份期望。他学习刻苦，性格沉稳。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，13岁的他随家人回到宁波乡下避难，也是在那段时间，他与邻居家的忻玉英订下婚约。一个来自城市，一个生活在乡村，两人年少相识，却被战乱隔开多年。 1946年，已经成年的忻玉英随母亲来到上海。多年未见，王孝和已经在杨树浦发电厂工作，穿着土黄色灯芯绒外套，显得精神利落。见面后，他没有拘谨，只对忻玉英说：“走，我带你去看看上海。” 两人去了大世界，又到饭店吃饭。忻玉英后来记得很清楚，那顿饭点了四个菜，其中一个是蹄髈，大家因为久别重逢而拘束，谁也没有动筷子。看似普通的一餐，却让这段被耽搁多年的婚约重新有了转机。 1947年5月27日，王孝和与忻玉英结婚。婚后，他坚持搬出去租房。新家十分简陋，只有桌椅几件，睡觉还要打地铺。母亲不许他带走衣物，忻玉英便劝他回家省房租。王孝和只是摇头：“同事来了，得有个能说话的地方。” 忻玉英不明白，丈夫收入并不宽裕，为什么常在夜里叫人来“打麻将”。她更不知道，那些牌桌旁坐着的并不是赌客，而是地下党同志。所谓麻将，是掩护；这间小屋，也并非单纯的新房，而是工人运动的联络点。 王孝和很少陪妻子逛街，也没有给自己添置多少衣服，却把有限的钱拿来照顾家庭和工友。他教忻玉英写名字、写门牌号，怕她在陌生的上海走失；妻子蹲下洗衣服，他便搬来小凳子。每天出门前，他还会笑着说一句“再见”，偶尔亲吻妻子，惹得她满脸通红。 这些生活细节，后来成为忻玉英理解丈夫的线索。王孝和迟迟不愿要孩子，并不是厌恶家庭，而是担心自己从事的工作随时可能牵连妻儿。最终，两人有了女儿王佩琴。孩子出生后，王孝和仍旧早出晚归，真正的身份始终没有向妻子完全说明。 1948年春，杨树浦发电厂工人声援申新九厂工人的斗争。王孝和按照组织安排参与领导工人行动，成为国民党特务重点监视的对象。4月21日，他在前往发电厂途中被捕。前一夜，他已经烧掉重要文件，并让妻子把灰烬处理干净。 忻玉英这才察觉事情严重，跪下来劝他逃走。王孝和没有答应：“我走了，工人怎么办？”临别前，他交代妻子，家中物品若能卖就卖掉；如果自己回不来，她还年轻，可以重新成家，但一定要找可靠的人。 被捕后，王孝和遭受酷刑，却始终没有供出同志。5月10日，忻玉英获准探监，看到丈夫遍体鳞伤，当场哭了出来。王孝和仍努力安慰她：“不要哭，我还好。”忻玉英告诉他，自己已经怀上第二个孩子。听到这个消息，他又哭又笑，反复叮嘱妻子保重身体。 当局还试图利用忻玉英，让她到发电厂指认人员。她每次都只回答：“我是乡下人，什么都不知道。”9月27日，死刑决定公布后，她抱着孩子、挺着孕肚，带婆婆到监狱门口抗议。警卫用皮带抽打她，工人闻讯赶来，现场一度聚集百余人，执行日期因此被暂时推迟。 然而，三天之后，死刑仍在提篮桥监狱执行。王孝和被带到特刑庭时，现场有二十多名记者。他面对审讯和围观者发表讲话，法官担心局面失控，急忙命人把他押往刑场。 走出庭院时，他不停回头。那一刻，他大概仍在寻找忻玉英。镜头没有捕捉到妻子的身影，却记录下了他随后露出的笑容。冯文冈后来认为，王孝和此时已不像被审判者，倒像是在审判那个黑暗的政权。 到了刑场，王孝和要求搬来椅子，坐着接受处决。枪声响起，因执行人员紧张，连续射击仍未立即击中要害。王孝和受伤后没有屈服，直到遭到再次施暴，才倒在血泊之中。记者拍下的那组照片，成为他留给家人的最后影像。 1948年10月21日，忻玉英生下遗腹女王佩民。她没有见过父亲，只能通过照片认识那个永远停留在24岁的青年。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，同年11月5日，上海各界为王孝和举行追悼大会，参加者达一万多人。 此后，忻玉英被安排学习，独自抚养两个女儿。王佩琴后来成为小提琴家，王佩民从事地方志工作。多年以后，王佩民在文章中写道，自己一直在寻找父亲，而那张照片里，父亲回头寻找母亲的瞬间，也成了她认识父亲最早、最清晰的证据。 特别